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日本问题专家
美国学者V·布洛和B·布洛在1988年出版的《妇女和卖淫》一书中，将世界各国对待娼妓的措施概括为两种：一是采取一切手段，杜绝卖淫；二是为了防止性病蔓延，使卖淫合法化并注重管理。但该书作者显然倾向于后者。他们在书中写道：“很难断言对一切形式的卖淫均严厉非难的社会，比对卖淫采取一种宽容态度的社会更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”。中国自古代至民国，对“娼”总体上注重于“疏”而不是“堵”。
恩格斯指出：“卖淫是对专偶制（由婚姻确定的男女关系）的必要补充。”民国及以前的中国，娼妓的合法存在就是婚姻的补充。因为，中国是男权社会，对于男性实行的是“有限的性自由”，前提是不破坏婚姻，否则将受到谴责甚至惩罚。有钱的男人可以妻妾成群，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，只要事后将她“收房”（纳为妾）。但是，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和有“小三”，不管“小三”已婚或未婚。因为，女性的贞洁至为重要，若使“小三”失身而不娶，将影响她以后的婚姻。总之，对作为社会单元的婚姻不构成破坏，是“性自由”的“红线”。
娼和妓在今天几乎是同义语，但其原意并不相同。古代以卖身为主的为“娼”，以卖艺为主的为“妓”。所谓“天下才子必风流”。由于很多妓会琴棋书画，多才多艺，善于交际、情感丰富，因此是士大夫唯一合法寻找的“情人”。士大夫风流倜傥，但往往用情不专。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的《赠邻女》中的千古绝句“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心郎”，就是一种由衷的感叹。国人常说：“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”。但公正地说，这岂能怨她们？她们若有情，是否很容易感情受伤？
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男性而言，娼妓是合法宣泄婚前性欲或者婚后剩余性欲的对象，但不仅如此。如果说社会低层的男人是为了宣泄而“嫖娼”，士大夫等社会上层的男人则是“狎妓”，即不仅获得生理的满足，而且获得心理的愉悦。
不过，娼妓的数量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，否则与孔孟之道所主张的“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”的理想社会背道而驰。因此，“逼良为娼”在中国
历朝历代都属严惩不贷的犯罪行为。
虽然是“疏”，但中国历朝历代的“尺度”并不相同。据史书记载，早在春秋时代，齐国宰相管仲即已设“女闾”。此后，“教坊”、“青楼”、“瓦舍”、“勾栏”等，逐渐遍布华夏大地。六朝时代，华夏大地已繁荣“娼”盛。当时的“盛景”，在《玉台新咏》中多有描述。如其中的《浔阳乐》这样写道：“鸡亭故人去，九里新人还；送一却迎俩，无有暂时闲。”宋代以后，理学日炽，吏议渐严。朝廷明令官吏禁止狎妓，但这一禁令形同空文。据《贵耳集》记载，“道君（宋徽宗）悻李师师家，偶遇周邦彦先在焉，知道君至，匿于床下。”君和臣在妓女家偶遇，臣慌忙躲到床底下，真是对朝廷“狎妓”禁令的莫大讽刺。到了元代，据《马可波罗游记》所述，元朝大都（北京），娼妓约有2.5万人左右。此数字或不准确，但应该大致不差。明代律令禁止官吏前往青楼或教坊，但允许官吏将妓女招致家中陪酒。明代中叶，据《五杂俎》记载，“娼妓满布天下，其大都会之地，动以千百计。其他偏州僻邑，往往有之。”清朝“由顺治历康熙，虽用国家明令法律，消灭了历代相沿的官妓制度”，但“雍乾以后，娼妓则依然存在”。鸦片战争后，上海开埠，“青楼之盛，甲于天下。十里洋场，钗光鬓影，几如过江之鲫。”在慈禧修订《大清律例》，删除“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，照例治罪”的内容，默认妓院合法存在后，娼妓更一发不可收拾。到了，民国，“娼”海横流并融入了国家经济动脉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娼妓才在法律上被取缔。
刘三解 历史问答专家 头条号优质历史原创作者
先回答一下，中国古代是大部分时间不禁娼，小部分时间禁娼，而且是离现在越近，越禁，直至走出古代社会，进入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力范围。
众所周知的中国娼妓起源，也是行业的祖师爷，就是管仲作女闾，即“齐桓公宫中七市，女闾七百，国人非之。”